当下，学前教育界有一个钟摆理论，即东方向西方学习，西方向东方学习。今日中国，幼儿教育更提倡游戏化和生活化，这是趋向西方的发展；而西方又在强调教学化和习得化。这种不同的学前教育发展期待源于口头倡导与价值认同的落差，源于理性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落差，源于对海外学前教育认识的表面化。下面，我想从不同领域活动背后蕴藏的价值取向来分析中西方学前教育的差异。
游戏活动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在中国，超级市场、甜品屋、娃娃家等区角游戏多与经济有关，中国的财商教育从幼儿就开始了。我在上海一家幼儿园看到，一个孩子去拉面餐馆没带钱，教师问餐馆“店主”是如何处理的，“店主”说让那个孩子进去吃了，教师认真地告诉“店主”，以后吃饭没带钱不允许进店。财商教育的确重要，培养孩子能挣会花，但是如果幼儿的装扮游戏附带太多的经济色彩，就要反思了。
众所周知，建构游戏可以促进儿童思维发展、手眼协调等能力，在所有游戏中占较大比例。
我去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观了一所阳光雨露幼儿园。午睡后，瑞典孩子开始打扫鸡舍。儿童服务社会是瑞典公民教育的内容之一，瑞典幼儿园里所有的玩具就是工具，除了海洋球，其他玩具都是师生自制的。
相比之下，中国孩子午睡后开始吃点心、看动画片，或者做游戏。
比较中国和瑞典的早期教育，中国透视出的发展期待是复演论，将日常生活场景搬过来，让孩子进行模仿学习。瑞典是预演论，为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
认知活动包含记忆、思维、注意力等发展能力。有一次，陪外宾到一所幼儿园参观，看到一间教室里正在上乐高课程，这是典型的低结构活动，以此引领孩子挑战智力、锻炼思维。教师用黄色和红色的模块组装了一只小鸭子。教师问孩子是否也想组装一只小鸭子，孩子的回答毫无疑问。教师用平板电脑播放一段视频，孩子一边看视频，一边组装小鸭子。我无法想象，一个低结构材料竟然能做成高结构的活动。
美国锻炼孩子认知形状、色彩是运用捡树叶的方法，教师不会告诉孩子树叶是什么颜色，而是出示一些设计好的色板，让孩子对照树叶的颜色自己分类。
我观察过中国、日本和美国教师教孩子画苹果的例子，中国教师让孩子看一下苹果，然后让孩子画个苹果，填上颜色，比一比谁画得最好；日本教师给孩子看不同颜色的苹果，然后把苹果盖起来，让孩子画出记忆里看到的苹果样子；美国教师将苹果分给孩子吃，让孩子画出吃掉的苹果在肚子里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教法代表的是聚合思维，是归纳法；美国的教法代表的是发散性思维，也就是演绎法。
安全教育常常与体育活动结合在一起，随着消防演习的普及，中国安全教育从坐而论道发展到亲身体验，是一个飞跃。但是，日常活动中安全教育却被保护起来。比如滑梯，具有发展儿童攀爬、平衡肢体和灵活性的功能，适宜2岁至2岁半的孩子玩耍，而中国的幼儿园还能看到5岁的孩子在玩这样的滑梯，实际上是降低了儿童发展的难度。日本幼儿园的滑梯难度系数比较大，增加了索道，而且大多是木结构，与单杠、吊环等是常备的户外活动器材。
比较之下可见，中国的安全教育以回避为主，环境的准备是为了保护孩子免受意外伤害；而日本的安全教育以体验为主，让孩子在探索中学会保护自己。
自然教育活动是幼儿园的另一道风景线，中国教师对自然教育的理解是给孩子讲解植物生长，或是在幼儿园的一角辟出一片田地，种植植物和花草，但没有伸向广阔的自然。
2005年，日本颁布《食育法》，通过情感建构和亲手实践，培养孩子对食物的正确认知。日本幼儿园的孩子户外活动多，2岁的孩子就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开始种菜，中班孩子则注重观察光合作用对植物的影响。
在种植园里，孩子种植最多的是红薯，从播种到收割，孩子从年头忙碌到年尾，在自然教育中体验成功、获得自信。幼儿园更加强调充分利用儿童的感觉通道，让孩子烤红薯、吃红薯。在烤红薯的过程中，孩子要捡树叶、点火，这里融合了科学教育。
半个月前，我在美国波士顿看到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在泥泞的土地里跳跃、奔跑，美国人认为，这是增强孩子免疫力的最佳途径。在日本，孩子放学后如果家长看到孩子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孩子今天生病了，要么是教师罢工了。理查德·洛夫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中表述过一个概念——自然缺失症，少与自然接触，容易导致孩子抑郁、肥胖。
而我们更强调间接学习，通过图片、实物了解自然，这就造成中国培养的孩子能说会道、知识储存量高于许多国家，但是容易个人中心，模仿至上；相比之下，海外的孩子知识储存量少，但多敏行讷言、独立思考、懂得感恩。
没有任何一个发展期待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只有适宜性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学习取向为学前学习，即接受外部刺激，让孩子在逐渐形成良好行为的过程中积累较多的知识储备。国外则是成长取向，提倡自然生活，从容学习。不同取向各有功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博取众长，让孩子能够全面而立体地发展。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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